2026-03-04 09:43:12, 景辉 丹纳赫生命科学
介绍
肾透明细胞癌(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ccRCC)的代谢改变是肿瘤发生早期的进化性事件,通常伴随着肿瘤内的遗传异质性和广泛的免疫细胞浸润。代谢异质性从机制上影响肿瘤细胞的转移能力,针对代谢异质性或抑制支持侵袭性行为的代谢途径可能成为有效的治疗策略。此外,肿瘤细胞表型和抗肿瘤免疫反应受局部代谢物可用性影响,但肿瘤内代谢异质性(Intratumoral metabolic heterogeneity, IMH)及其表型后果仍理解不足。
2023年8月8日,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所的Ed Reznik和A. Ari Hakimi研究组在Cell Metabolism上发表了文章Immunometabolic coevolution defines unique microenvironmental niches in ccRCC,该研究揭示了ccRCC中与铁死亡相关的IMH,并发现其与肿瘤微环境中免疫细胞的浸润程度密切相关。此外,作者应用机器学习算法(MIRTH)从RNA测序数据中发现与治疗反应相关的代谢物。研究为ccRCC患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提示靶向肿瘤代谢与免疫微环境的联合治疗策略可能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
亮点
利用多组学整合分析,全面揭示了ccRCC肿瘤中,广泛存在瘤内代谢异质性(IMH),具体表现为一种补偿性铁死亡倾向的代谢程序,主要由胱氨酸、谷胱甘肽和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s)的积累所驱动。
肿瘤微环境的免疫组成,尤其是髓系细胞的丰度,驱动了肿瘤内代谢物的变化,影响了肿瘤区域的代谢特征。
确定了与抗血管生成剂反应相关的代谢物生物标志物。
应用机器学习算法(MIRTH)从RNA测序数据中预测代谢物水平,确定了与治疗反应相关的代谢物生物标志物。
实验流程
主要内容
多区域代谢组学、转录组学和基因组学分析揭示ccRCC的代谢异质性
研究共收集156名患者的样本,其中33名患者接受了多区域采样,最终分析了268个肿瘤区域和78个相邻正常组织区域(图1A, 1B)。代谢组学分析采用了两批数据,M4组包含68名患者(18名多区域),M5组包含88名患者(15名多区域)。对于接受Nivolumab治疗的患者,肿瘤样本在治疗8周后进行分析,而接受联合治疗的患者则在平均7.5个月后进行分析。
主成分分析(PCA)显示肿瘤与正常组织在代谢层面上具有显著区分。通过FDR校正的Wilcoxon检验,研究分别在M4和M5组中鉴定出404种和507种差异代谢物(FDR调整p<0.05),这些代谢物与先前发表的数据(M1)高度重叠。然而PCA结果显示,免疫治疗对肿瘤代谢的影响较小,仅有6%的代谢物(33/602)在免疫治疗与未治疗组间表现出差异,但这些代谢物未集中在特定的代谢通路。
进一步的无监督层次聚类分析发现,大多数肿瘤区域根据患者来源进行聚类,但部分样本与其他肿瘤区域明显区分,PCA分析也显示其具有独特的代谢特征。这些异常样本的离子计数显著低于其他肿瘤样本(Wilcoxon p=5×10⁻¹⁰)。研究假设这些低离子计数区域可能与组织坏死有关,并通过差异代谢分析鉴定出323种可区分坏死与非坏死肿瘤样本的代谢物。其中,鞘磷脂(sphingomyelins)通路的上调最为显著,该通路可降解生成促凋亡分子神经酰胺。病理学评估确认,5/5个计算机识别的异常样本为坏死组织,而76/83个非异常样本无坏死迹象(Fisher''s exact test p=2×10⁻⁵)。因此,坏死是ccRCC代谢异质性的主要模式之一,影响跨患者的代谢特征。
基于这些发现,研究排除了坏死区域(n=19)、非透明细胞肾癌患者(n=44)及单区域样本患者(n=98),最终保留了31名ccRCC患者的123个肿瘤区域和64个正常组织区域用于进一步分析(Fig. 1A, 1B)。
图1. 多模态检测的ccRCC肿瘤的临床和代谢特征
ccRCC的代谢异质性及其与转录组学的关联
研究通过计算“h-score”量化了ccRCC患者内及患者间的代谢异质性(IMH)。结果显示,IMH在不同患者间差异显著,最高的患者(NIVO10)代谢物可变动3倍,而最低的患者(NIVO4)仅1.3倍。总体而言,患者间的代谢异质性高于患者内部的异质性(图2A)。IMH与肿瘤分期(p=0.45)或核分级(p=0.31)无显著相关,仅6%(54/602)的代谢物在肿瘤和正常肾组织间表现出显著的患者内异质性(图2B)。
进一步回归分析发现,IMH与ccRCC的主要驱动突变(如VHL、PBRM1、SETD2等)无显著相关性(图2C, 2D)。但在代谢层面,23%(137/602)的代谢物显著关联IMH,其中鞘磷脂(sphingomyelins)富集最为明显(图2B)。基因集富集分析(GSEA)显示,IMH与免疫通路(如干扰素反应)负相关,而与细胞生长和增殖通路正相关(图2E)。IMH与细胞毒性T细胞(p=0.04)和Th17细胞(p=0.04)呈显著负相关(图2F)。因此,IMH定义了一类在代谢和微环境上独特但基因型变化有限的ccRCC肿瘤。
研究进一步分析IMH是否反映了整体肿瘤分子异质性,结果发现转录组异质性显著相关于IMH(p=0.02, 0.01),但基因组异质性无明显关联(p=0.83, 0.21)(图2G, 2H)。数据还显示,在进化层面,转录组和代谢组的系统发育关系更为相似,而基因组与代谢组间的相似性较低(图2J)。这表明,肿瘤的基因表达和代谢特征可随局部环境波动,并可能独立于基因组变化,提示肿瘤亚克隆不会在整个代谢组层面表现出广泛的差异性(图2I)。
图2. IMH升高的肿瘤在分子层面上具有独特特征
胱氨酸积累、PUFAs及ROS耐受主导ccRCC代谢异质性
研究发现,ccRCC的代谢异质性由胱氨酸(cysteine)积累、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s)水平和活性氧(ROS)耐受性共同驱动(图3A, 3G)。胱氨酸的IMH水平比其他蛋白氨基酸高出两倍以上,表明其在代谢异质性中的重要性。代谢数据分析显示,在患者内部,柠檬酸(citrate)高的肿瘤区域与顺乌头酸(cis-aconitate)含量高及富马酸(fumarate)含量低显著相关(p<2×10⁻¹⁶,图3B)。
主成分分析(PCA)揭示了代谢异质性的两个主要模式。第一主成分(PC1)区分了肿瘤与正常组织,PC1高的区域富含脂肪酸,但氨基酸水平降低(图3C)。第二主成分(PC2)区分了两类肿瘤区域,其中PC2低(PC2low)区域表现出更高的糖酵解水平,葡萄糖-6-磷酸(glucose-6-phosphate)、乳酸(lactate)和TCA循环代谢物(如富马酸和苹果酸)均显著升高(图3D)。此外,PC2low区域富含抗氧化物质,如还原型谷胱甘肽(p=0.03)、α-生育酚(p=0.006)和抗坏血酸(p=3×10⁻⁴)(图3F)。
代谢通路分析显示,PC2low区域具有较高的PUFAs和OXPHOS活性,同时伴随ROS水平上升(p=6×10⁻⁴)(图3F)。高胱氨酸水平与谷胱甘肽合成前体谷氨酸(p=4×10⁻¹⁶)和甘氨酸(p<2×10⁻¹⁶)水平显著相关(图3H)。研究进一步通过GPX4免疫组化染色验证,胱氨酸富集区域GPX4表达上调(p=0.05),表明其可能通过抗氧化机制抵抗铁死亡(图3I, 3J)。总的来说,PC2low区域表现出更高的铁死亡易感性,但通过抗氧化代谢途径进行代偿调节。
图3. 铁死亡补偿程序是ccRCC中IMH的基础机制
免疫细胞影响ccRCC肿瘤代谢
研究发现,在PC2高(PC2high)区域,T细胞和巨噬细胞显著富集,表明肿瘤微环境(TME)中的免疫细胞可能影响整体肿瘤代谢。基于这一发现,研究假设代谢组和免疫微环境可能共同进化,形成特定的代谢物分布和免疫细胞组合。使用RNA免疫浸润评分(immune score)分析表明,在602种代谢物中,33种(5%)与免疫评分显著相关(FDR调整p<0.05)(图4B)。其中,谷胱甘肽和胱氨酸在PC2high与PC2low区域间差异明显(图3C),此外,NAD⁺代谢相关的代谢物(烟酰胺、喹啉酸、1-甲基-2-吡啶酮-5-羧酰胺)也表现出显著关联(图4C)。进一步分析表明,免疫评分高的肿瘤区域其喹啉酸(p=0.02)和烟酰胺(p=0.03)水平较高(图4D)。此外,这种代谢-免疫互作关系在ccRCC的多模式单区域研究中也得到验证(p=1×10⁻⁵)。研究表明,免疫浸润可显著影响肿瘤代谢特征,尤其是在NAD⁺代谢相关通路中。
图4. ccRCC肿瘤的免疫浸润与其特异性代谢组特征相关
预后免疫特征与ccRCC代谢特征的关联
研究表明,ccRCC肿瘤微环境(TME)的RNA特征,如血管生成基因表达和髓样细胞/T效应细胞丰度,与免疫治疗和抗VEGF治疗的疗效相关(图5A, 5B)。通过免疫荧光染色验证,血管生成和髓样细胞相关基因的表达水平分别与CD31(rho=0.63, p=3×10⁻⁴)和CD68(rho=0.58, p=0.001)显著相关(图5C)。
混合效应模型分析发现,不同免疫特征的代谢相关性存在差异。JAVELIN特征未发现相关代谢物(图5D),而血管生成特征与4种代谢物显著相关(图5E)。髓样细胞特征与47/602(8%)代谢物相关,主要集中在N-乙酰化氨基酸(NAAs)通路,包括N-乙酰精氨酸、N-乙酰天冬氨酸等(图5F)。此外,免疫调节代谢物犬尿氨酸(kynurenine)与髓样细胞特征呈显著负相关(p=5×10⁻³),表明髓样细胞浸润影响特定代谢物的丰度。
进一步分析发现,树突细胞和巨噬细胞分别与12%(71/602)和13%(80/602)代谢物显著相关(图5G, 5H)。单细胞RNA数据分析显示,N-乙酰转移酶基因NAT8主要在肿瘤和肾上皮细胞中高表达,而非髓样细胞(图5J),表明NAAs的变化可能由肿瘤细胞调控,而非免疫细胞直接驱动。
图5. ccRCC预后相关免疫特征的代谢特征
机器学习预测ccRCC患者对舒尼替尼的代谢反应
研究假设特定代谢组特征可能与ccRCC患者对抗血管生成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反应相关。然而,由于代谢组数据的稀缺性,传统方法难以确定相关生物标志物。研究团队采用MIRTH(Metabolite Imputation via Rank-Transformation and Harmonization)机器学习算法,通过RNA数据推测代谢物水平,以填补代谢数据空白。
MIRTH首先在内部ccRCC样本(M1、M4、M5数据集)及TCGA数据库上进行验证。结果显示,该算法能准确推测肿瘤与正常组织的代谢差异(Spearman''s rho=0.85, p=1.6×10⁻³¹),以及不同分期肿瘤的代谢特征(图6A)。在900种癌细胞系数据集中,MIRTH正确推测96%的代谢物(FDR调整p<0.05, Spearman''s rho>0.3)(图6B, 6C)。
随后,研究应用MIRTH预测7项ccRCC临床试验的代谢物水平,并分析其与无进展生存期(PFS)的关系。结果发现,7种代谢物在舒尼替尼治疗组中与PFS显著相关(FDR调整p<0.05)(图6D)。其中,saccharopine和N-palmitoyl-sphingadienine与髓样细胞特征显著相关(图5F)。此外,1-甲基咪唑乙酸(1-methylimidazoleacetate)水平高的患者对舒尼替尼反应最佳(图6E)。研究表明,局部炎症可能影响对舒尼替尼的治疗反应,MIRTH可有效识别隐藏的代谢生物标志物。
图6. MIRTH预测的舒尼替尼响应代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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