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东西方文化与疫情管控比较-微信文章-仪器谱

郑永年：东西方文化与疫情管控比较

2022-12-02 20:59:32, 郑永年

E君说

新冠疫情爆发至今已有三年，东西方各个国家和各个经济体对新冠疫情的不同管控方式，实际上也是东西方价值差异的一种反映。本文内容根据郑永年教授在清华大学清华会讲主办的“第五届清华会讲：文明互鉴与文明发展新形态”会议上的发言整理和扩充而成。

来源：大湾区评论
作者：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

很多价值不仅承载在哲学、宗教层面，也承载在人们的实践行为中间；宗教和哲学当然是人类价值非常重要的来源，但是价值一旦产生就会体现在人们的行为中。这里我想从社会科学，从人类行为的角度来讨论人类的价值，尤其是我们儒家文化圈的价值。550年前，王阳明先生就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命题，价值和行为是互为影响的，是一体两面的。如果结合人们在新冠疫情下的行为来讨论，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东西方的价值观反映在人们行为上的异同。

01.

对待疫情的不同管控方式

反映东西方价值差异

距离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到现在已经三年了。疫情的爆发已经引发了大家对东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比较。经验地看，东西方各个国家和各个经济体对新冠疫情的不同管控方式实际上是东西方价值差异的一种反映。在很多社交媒体上，经常出现过分夸大制度作用的现象，认为是东西方在制度、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疫情管控行为。诚然，制度和意识形态这两方面的作用很重要，但文化价值在疫情管控中所发挥的作用被大大低估了。在很大程度上，制度和意识形态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价值的反映。无论是什么样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如果脱离了文化价值体系，就会变得很难理解。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西方价值与儒家文化圈价值在新冠疫情管控上的反映。西方国家的政府对新冠的管控模式可以归纳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新冠疫情爆发的早期阶段，西方民众普遍地表现出了他们的个人主义特性，如不戴口罩、拒绝接种疫苗等普遍行为。

第二，不服从权威，视政府为管控疫情的行为损害个人自由。在美国社会中甚至出现了民众拿出枪支武器保卫自己不戴口罩、不接种疫苗的权利的极端行为。很显然，这类行为如果放在东方社会的文化背景下其实是很难理解的。美国这种个人主义主导下的抵抗权威行为，使社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由于初期新冠病毒毒性强，重症率和致死率较高，导致了大量美国民众的死亡。

第三，只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才形成“自发”防控行为。沉重的代价使民众意识到了应当对新冠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大家又自发性地从刚开始的拒绝抵制，转变为逐步、愿意接受戴口罩及接种疫苗。应当承认，在早期付出沉重代价之后，很多西方国家的疫情管控趋于科学化。用西方的文化语言来说，他们对新冠的管控行为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发的秩序。

2020年，意大利米兰药店的橱窗写着“口罩早已卖完”

与西方社会展现出的个人主义相反，东亚社会，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越南和新加坡，面对新冠管控都表现出了一种集体主义行为。其中最为典型就是日本社会，平时有一点小感冒，人们都会自觉带上口罩。面对新冠疫情，东亚社会不需要政府发布权威要求，就会自觉采取行动戴口罩、接种疫苗，集体抵抗的行为没有发生在东亚社会。新冠管控呈现出一种自觉的集体主义秩序。在疫情初期，东方社会的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很好地帮助了亚洲国家的政府实现疫情的有效管控。

此外，这种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还产生了一种群体压力。比如即使政府没有强制要求老百姓戴口罩，如果在戴口罩的人群中出现了没有戴口罩的人，也会在群体压力下被要求戴上口罩；如果群众中出现了瞒报的阳性病例，大家也会出于对集体利益的考量指出异常。这种集体主义和群体压力是典型的东方儒家文化的象征。同样，这种集体主义文化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西方学者经常把这种现象视为是儒家文化圈权威主义政权的产物，但这显然是误读。

02.

制度设计应当随着

文化要素的改变而改变

不管是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还是东方的集体主义文化，每一种文化和价值观都产生于各自的独特背景，很难判定究竟哪一种文化好，哪一种文化不好。对于文化好坏的评判需要基于特定的情形来决定。如新冠疫情管控方面，儒家文化圈的集体主义保护了大多数民众的生命安全，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优于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再比如社会经济发展方面，集体主义文化优势使得民众可以团结起来，共同推动国家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等国家先后实现现代化与高速经济发展都离不开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而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价值体系虽然在新冠疫情管控方面存在短板，但是在需要个人进行创新创造的领域就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因此，我们在看文化和价值观的过程中，一定要去看其产生、形成的背景，而不是简单做一个价值判断。今天我们谈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理解每一种文明和其他的文明相比较，都有它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这是因为任何一种事物的形成都具有其普遍性和特殊性。

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开足马力全力生产新冠疫苗

在新冠疫情管控层面，我认为学会利用特定的文化价值来设立有效的新冠管控政策是非常重要的。西方文化中基于个人主义的分权模式在疫情初期使国家和公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这些代价让他们逐渐实现了从非科学到科学的自主理念转变，通过戴口罩和接种疫苗，西方国家的疫情如今基本实现了可控。这种自下而上的秩序由民众自主实现，政府并没有发挥明显作用，或者说政府发挥不了作用。

东亚文化的集体主义文化使得政府能够对疫情管控采用一种集中管控的模式，这种集中模式在国家对病毒原理了解不深、病毒体致死率重症率较高的疫情初期发挥了非常有效的作用，控制了病毒的传播，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然而，随着病毒的不断变种，这种“政府主导+集体主义”的模式在政策执行方面显得不够灵活，出现了一些问题。

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果政府的集中管控和集体主义互相强化，那么调整的僵硬程度就会很高；但如果政府能够科学和理性地引导集体主义所释放出的力量，那么调整的灵活性就会提高。经验地看，在新冠爆发的第三年，亚洲儒家文化圈内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中国台湾和香港等，都选择了渐进开放，并通过开放的方式找到了一些新的防控方法。中国尽管依然实行集体模式，但社会上对新冠疫情的防控出现了不同的意见，部分社会群体认为现有的管控措施过于严格而要求解除封闭，但另一部分社会群体对新冠病毒仍存恐惧心理认为需要继续防控。从各级政府的角度来看，由于初期自上而下的集中管控体系十分有效，久而久之认为这个体系不需要做出改变。

最近，即使中央政府公布了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提出精准防控，释放出要逐步向放松、放开方向发展的信号，但是权力下放到地方后，就出现了居委会、街道对新冠管控层层加码的现象。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西方过去失败的经验帮助他们如今找到了一条合适的道路，而中国初期集体主义的新冠管控的成功经验反而对现在新的管控方案的实施产生了一定程度上负面的效应，导致了想放松但是难以放松的局面。尤其是近期的社会舆论闹得沸沸扬扬，如何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正在成为政府的一个挑战。

03.

如何理性地解封？

疫情管控政策需要与时俱进

疫情管控未来怎么走？我们还是要根据中国文化的特点来决定。我们要反对一成不变的做法，因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与时俱进，随着形势和人们的认知变化，行为也随之发生变化。随着疫情持续，新冠病毒的性质一直在发生变化，应对新冠的政策也应根据病毒性质的变化而变化。一方面，在基层不顾客观变化始终坚持不变的防疫政策就会导致诸多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防疫政策的转变也不能是激进地解封，因为必须考虑到部分群体对病毒仍存恐惧心理，激进的放开可能会导致社会出现一种自下而上的封控。

实际上，自“二十条”发布以后，中国的疫情管控已经从早期的集中封控很快转变为社会自发的分权封控——上级政府的管控放松了，权力和责任下放到地方基层，基层由于担心承担责任，反而出台了层层加码、更严格的管控措施，这是非常危险而值得警惕的。权力和责任从上至下的下移经常导致地方基层权力的滥用，出台愈加严格的防疫措施，反而不利于社会经济活动基本单元的人员要素流动。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是否将权力移交给上级政府，只有上级政府管得严格一些，下级政府才可以稍微放松，有序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

找到一个理性的解封方法非常重要。有下列几点可以参考。

第一，我们要实行渐进主义，避免放松管控的激进主义。比如之前石家庄的突然躺平，反而导致了民众因恐惧病毒感染而不敢出门。中央政府出台的“二十条”绝不是一些社会人士所理解的完全躺平，也不是如今实施现状所体现出的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而是说要更加精准地防控。

第二，借鉴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的其他社会的新冠防控转变措施。东亚文化圈中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中国台湾和香港和我们有共同的文化，它们已经在逐步放开的基础之上摸索出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我们应当抱着谦虚的学习态度，总结这些经济体的相关防控经验作为未来推动疫情管控方法转变的借鉴。

当地时间7月27日，新加坡游客聚集在鱼尾狮雕像前

第三，给予民众新冠相关知识的教育普及，引导民众科学认识新冠病毒。文化和价值观是可变的，如今部分民众激进地认为应该马上全面放开，部分民众却对新冠病毒十分恐惧，在两种社会力量对峙的情况下，要找到两种力量都能接受的方式，避免两个社会群体的互相恐惧，新冠防控才能平稳。政府应该通过科学的教育普及，使民众了解新冠病毒，既不夸大其传染性及危害性，也普及激进全面放开的不当性。

结论很简单。首先，我们设计疫情管控措施时应当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如果能够有效利用文化因素，我们的制度设计会十分有效；相反，如果忽视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制度在运作的过程中就会出现问题。其次，我们的制度设计应当随着文化要素的改变而改变。中国文化中的《易经》讲的就是在变与不变之间求得一个平衡，中庸文化是儒家文化生生不息的核心价值。中华文化从来不是极端文化，在新冠防控领域也是如此。面对两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如何在集中管控和分散管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今后这段时间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招生进行时

后 EMBA 商业领袖项目

后EMBA是MBA、EMBA之后的再延续、再提升、再超越！持续打造中国最高端的知识学习与资源整合平台，从而引领社会、引领时代、引领中国未来。自2011年开办以来，已先后有3000余位杰出企业家入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