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功能定位与协同机制

不同类型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之间的协同创新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自身能力和体系能力的重要路径。

国家构建和强化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通过大力协同，在关键领域和重点方向上发挥战略支撑引领作用和重大原始创新效能。促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创新的现实需求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需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只有发挥好建制化科研优势，打破围墙和栅栏，强化体系化协同，探索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攻关机制，才能有效解决国家亟需的战略科学问题，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合力。

2）推进原始创新的需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动发挥主导和牵引作用，发挥大科学装置的集群效应，运用好大数据驱动的科研范式，推动多学科汇聚、技术融合、产学研协同，形成解决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的系统方案。

3）创新主体有序竞争的需要。每一个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都是国家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单打独斗”和“包打天下”全谱系创新的科研模式都不适应大科学时代的科技创新，也不适应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目标定位。

1)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认为，组织间通过要素协作，实现人力、技术、信息、资本等创新要素有效汇聚，为各个主体带来价值创造，同时实现系统可持续发展。

2)整合式创新理论。整合式创新是战略视野驱动下的全面创新、开放式创新与协同创新，其精髓在于整体观、系统观，通过战略引领和战略设计，将各类创新要素有机整合，为实现重大创新与突破提供理论支撑。

当前，中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形成了“4+1”格局，即“4”——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1”——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本研究认为，依据组织特征可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分为3个组织类型，即主体类、载体类、平台类；依据“综合集成能力”和“市场化程度”，可以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分为4类，即综合型、专业型、集群型和市场型，上述“4+1”格局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分类模型中处于不同位置(图1)。

图1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功能定位

综合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从国家重大战略和公共利益出发，为国家发展与安全提供全面服务的科技力量及其组合，具有强烈的使命导向、承载明确的国家意志，有鲜明的目标框架，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的“压舱石”和“主力军”。

专业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通过培育和集聚科技、产业、金融、人才、知识产权等专业创新要素，开展前沿科技知识创新、科技人才培养，为综合性战略科技力量提供创新要素供给，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的重要方面军和战略支援部队。

集群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由各地依托本地区位优势，结合区域科技资源禀赋，形成的科学中心、创新集群和人才高地，能够提供包容创新的环境、协同创新的桥梁、开放共创的创新生态，形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大科学装置的集群效应，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创新管理模式和科研生产力布局，提高创新效能。

市场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出题者”、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牵引者”。一些机构往往具有双重或多重属性，部分研究型大学在开展科技人才培养、前沿科技创新的同时，也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形成了一系列核心功能(表1)。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协同，本质上是在开放创新生态系统环境下的整合式创新。

马克·扎卡里·泰勒通过比较美国、日本、韩国、以色列、墨西哥和爱尔兰等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提出了“创新不安全感”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内问题与外部威胁之间的平衡，以及随之产生的政治策略，驱动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力。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人类正经历历史上罕见的多重危机。外部环境场景的变化，要求不同战略科技力量之间必须优势互补、协同合作，握指成拳、形成合力。当前，国内外创新环境的变化带来的“创新不安全感”将成为我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各类战略科技力量与其他力量之间的协同，各自具有不同的内在驱动力。

综合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提供完整解决方案、产出成套产品，攻克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掌握更多“杀手锏”技术，需要专业型科技力量提供要素保障、市场型科技力量提供产品配套、集群型科技力量提供空间与环境支撑。

专业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造就创新人才、激发创新活力、提供要素保障，需要综合型科技力量赋予战略目标、市场型科技力量提供应用场景、集群型科技力量提供条件平台。

集群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更好集聚创新资源、高效配置要素，需要综合型科技力量发挥骨干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专业型科技力量实现多学科领域深度交叉融合、市场型科技力量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创新要素与生产要素深度融合。

市场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实现行业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前沿技术攻关突破，推动重大成果示范应用，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需要综合型科技力量提供原始创新和前沿科技成果、专业性科技力量提供科技人才和前沿技术支持、集群型科技力量提供产业配套环境。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在关键领域和重点方向上发挥其战略支撑引领作用和重大原始创新效能，必须坚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组织实施体现国家战略意志的重大科技任务。各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由于各自的定位和特点，要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强化协同、优势互补，共同履行好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使命任务。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协同，以维护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为目标，以重大需求和战略使命为导向、重大任务为载体、市场机制为纽带，形成“抓总机构-牵头力量-协同力量-支持力量”共同参与的协同机制。

综合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通过前瞻预见、准确识别国家战略需求，与产业部门和应用领域沟通迭代，明确科技攻关的战略目标，确定重大战略科技任务，协调不同类型力量协同创新。

高校作为重要的战略科技力量，日益成为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和创新人才的聚集地，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供人才要素保障。

集群型国家战略力量是主体类战略科技力量的集聚，在集聚创新资源、凝聚创新人才、孵化创新企业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市场型国家战略力量拥有高水平的研发投入和顺畅的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在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持竞争力，需要发挥其市场牵引和出题者作用。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科技强国建设提出更加迫切的要求。要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支撑引领作用，完善协同机制，强化不同类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之间的协同创新，促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是确保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大力协同的关键。回顾历史，1958年6月成立的中央科学小组，在统筹协调新中国科技“五路大军”向现代科学进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62年12月，根据毛泽东同志“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而成立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党中央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有力地促进了原子能工业的发展，确保了“两弹”成功发射。1979年10月成立的中央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为改革开放初期科技事业的顺利推进奠定了良好开局。立足新时代，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更加需要创新机制，加强党对科技事业特别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全面领导。

围绕新时代新使命，加强党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全面领导、强化对不同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统筹协调。发挥好国家科技工作领导小组、国家科改领导小组等领导机制的作用，研究审议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展战略、规划及重大政策；加强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日常工作的统筹协同。制定《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行动纲要》。充分发挥好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国家科研机构的作用，协同国防和军队科研机构、地方和企业，打造引领新时代科技事业发展的“主引擎”。

继承和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坚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国家战略科技任务、国家战略科技人才、国家战略科技设施同部署、同推进。不断加强战略动员能力，协调相对分散的科技力量，形成综合竞争优势和系统整合能力。在完成战略科技任务过程中，发挥好出题者、牵头者、参与者、支撑者等不同主体的不同角色，形成一体联动、克敌制胜、精确释能的协同合力。

按照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新创与重组”“赋能与提升”“迭代与跃迁”等不同路径，发挥好中央与地方、综合与专业、传统与新建、国有与民营等不同类型战略科技力量的作用，采取多种手段和方式加强现有战略科技力量的科学分工与协同，促进协同体系内部自适应能力的生成和科研攻关战略要素的功能互补，构建“分可独立作战、聚可合力攻关”的新型科研攻关组织模式，组织分布于广域多维创新空间内的多种战略科技力量，实现分布式协同，科研组织和人员可在各自任务单元内通过信息协同，统一认识，进而实现“三军如一人”。

整合产学研不同类型战略科技力量，打造跨领域、多主体的创新联合体。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重点领域，依托综合型国家战略力量，协同其他类型战略力量，打造若干全球领先创新集群。依托科技领军企业，建立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生态，联合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共同把握前沿科技与产业发展大势和路线图，对于事关战略主动和国家安全底线的关键核心技术，建立分级清单，实施更精准、力度更大的专业金融、专项资金计划，形成全产业链集成的创新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