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外资研发“双萎缩”之谜及其启示

2021-11-24 11:04:54, 黄则黄

当前北京市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根据Nature Research与清华大学联合发布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GIHI，2021年北京市综合排名已居全球第4位、我国第1位。但另一方面，传统的统计数据却显示，北京市外资研发在近年出现了“双萎缩”现象。这不仅有悖于其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地位的上升趋势，也有异于我国外资研发的整体表现。

一、北京市外资研发“双萎缩”之谜

反映某地区外资研发情况的代表性指标有两个。一个是该地区“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的国外资金”（以下简称国外研发资金），横向可比的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另一个是该地区“高技术产业外资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以下简称高技术外资研发支出），横向可比的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前者一般是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向其在华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拨付的研发资金，目的是借助较为紧密的跨境研发合作，形成归母公司所有的知识产权。后者则主要来自外资企业的在华资金，跨境研发关联较弱，主要用于本地产品开发或技术支持，有较大比例不形成知识产权。

近年来，北京市的这两个指标均连续大幅下降（见表1）。一方面，北京市的国外研发资金急剧萎缩。2010—2017年，北京市国外研发资金从30.1亿元上升到49.1亿元，但2017—2019年却下降84.3%至7.7亿元。另一方面，北京市的高技术外资研发支出迅速减少。2010—2015年，北京市高技术外资研发支出从10.9亿元上升到26.2亿元，但2015—2019年却下降44.4%至14.5亿元。

但从全国及外资主要集聚地区的表现来看，却是两个指标的此消彼长，而非同时下降。一方面，2017—2019年我国的国外研发资金下降78.9%，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分别下降33.3%、99.6%、91.5%、78.3%、93%。另一方面，2015—2019年我国高技术外资研发支出上升8.4%，天津、江苏、浙江、广东分别上升2.5%、26%、19.3%、14.6%，上海虽然微降5.5%，但也保持在2010年以来的平均水平。这种此消彼长主要源于不同类别的外资研发活动在国际关系变动的影响下发生的分化（黄宁、何光喜、毕亮亮，2021）。国际关系变动引发的跨境技术转移的不确定性，导致使用国外资金的外资研发活动受到抑制；使用国内资金的外资研发活动并不受外部环境影响，外资企业反而普遍加大了面向我国国内市场的研发投入。

本文所述的北京市外资研发“双萎缩”之谜即是指：北京市的两个指标为什么显著区别于全国及其他地区的变化趋势，出现了同时萎缩的现象？更进一步，北京市高技术外资研发支出的异常萎缩，是否意味着，北京市对于面向我国国内市场的外资研发也失去了吸引力？

二、“双萎缩”之谜的结构性成因

（一）高技术制造业外资研发的“池鱼之殃”

在现行统计中，“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高技术产业”的统计范围实际上是指高技术制造业，具体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六大类。这些行业的研发投入强度相对较高，在全国研发投入中占据了较大比重，对于研发投入的整体发展趋势具有指征意义。因此，前述北京市高技术外资研发支出的萎缩，实际是北京市高技术制造业外资研发支出的萎缩。

北京市高技术制造业外资研发支出的萎缩，直接源于相应的外资研发机构的减少。2015—2019年北京市高技术制造业外资企业研发机构数量累计减少51%，这明显背离了全国和外资聚集地区的普遍趋势。同期全国高技术制造业外资企业研发机构数量维持不变，广东省增加100%，上海市虽然减少9%，但也保持了2010年以来的平均水平。

而北京市高技术制造业外资研发机构的减少，则是源于相应的外资企业的减少。2015—2019年北京市有研发机构的高技术制造业外资企业减少44.7%，而同期全国增加3.6%，广东省增加126.9%，上海市减少6.8%，但也保持了2010年以来的平均水平。

这很可能受到北京市主动调整产业结构的影响。自2014年开始，为疏解非首都功能，北京市实施了一系列影响制造业的措施。例如，2017年北京市组织开展了为期四年的“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其中即明确涉及“疏解一般制造业”，要求“确保东城区、西城区完全退出制造业生产环节”，“实现中心城区工业用地减量提质发展”。据北京市经信局统计，“十三五”时期北京市累计疏解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2154家。这些疏解措施虽然明确针对“一般制造业”，但在实际中还是会对具有研发功能的高技术制造业造成干扰和限制。

从存量的角度，疏解措施会通过产业配套的关联效应或政策执行的“层层加码”而波及到高技术制造业企业。2015—2019年北京市有研发机构的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减少26.2%，而同期全国增加71.5%，广东省增加307.9%，上海市维持不变。

从增量的角度，疏解制造业的政策取向也削弱了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投资意愿。2017—2019年北京市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投资额下降39.3%，而同期全国增长36.6%，上海市增长76.3%，广东省增长16.9%。进一步从外商投资来看，2017—2019年北京市高技术制造业外商投资下降57.8%，而同期全国增长40.7%，上海市增长105.3%，广东省增长80.9%。

（二）高技术服务业外资研发的统计盲区

前文已述及，“高技术产业外资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的“高技术产业”没有涵盖高技术服务业。从全国整体数据来看，由于企业研发投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这种统计方式并无不妥。2019年我国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共16 921.8亿元，其中规上工业企业为13 971.1亿元，占到82.6%。

然而，对北京市数据而言，由于其产业结构和外资结构的特殊性，服务业外资研发却成了“房间里的大象”。

北京市产业结构的服务化程度已经相当高。按三次产业增加值测算的地区生产总值构成中，北京市的第三产业占比不仅是全国最高，也远超其他地区。2019年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占83.5%，比排名第二的上海市高出10.8个百分点，比广东省高出28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占比高出29.6个百分点（见表2）。

北京市利用外资结构的服务化程度更高。2015—2019年北京市累计利用外资中第三产业的占比达到93.1%，比上海市高出1.6个百分点，比广东省高出27.4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占比高出26.8个百分点。

在此基础上，北京市利用外资结构中，高技术服务业已经居于主导地位。首先，北京市高技术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占比远超其他地区。高技术服务业集中分布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两个行业。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市经信局以及普华永道的数据估算，2015—2019年北京市利用外资中这两个行业的比例超过40%。而同期全国的比例仅为7.5%，广东省为9.5%，2019年上海市为21.4%。2020年北京市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到65.6%（见表3）。其次，北京市高技术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占比远超高技术制造业。2020年北京市高技术产业（包含制造业和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96.6亿美元，其中高技术服务业92.9亿美元，占到96.2%，高技术制造业仅占3.8%。2020年北京市高技术产业新设立外资企业736家，其中高技术服务业725家，占到98.5%，高技术制造业仅占1.5%。

因此，统计高技术产业外资研发情况时，如果仅统计高技术制造业，忽略高技术服务业，对其他地区而言可能并不影响客观性，但对北京市而言却会产生误导性的偏差。

事实上，自2015年开始，北京市统计局针对全市大中型企业研发活动情况的统计，除涵盖工业企业外，还纳入了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根据该统计和相关数据估算，2015—2019年北京市大中型外资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约为764.9亿元。而同期北京市高技术制造业外资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约为94.8亿元。粗略估算，二者的差额670.1亿元主要是高技术服务业外资企业的研发支出，约达高技术制造业的7倍。如果基于该数据观察北京市外资研发支出的变化趋势，其增速反而要高于全国高技术制造业外资研发支出增速。

三、结论与启示

综上分析，北京市外资研发“双萎缩”之谜，主要是北京市特定的产业调整措施和特殊的产业结构与外资结构造成的。一方面，北京市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过程中，腾退一般制造业等举措，对于制造业外资研发的存量和增量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北京市外资研发中已经有较大比例属于服务业研发，但服务业研发并未纳入横向可比的外资研发统计中。

长远来看，“双萎缩”之谜的背后，是北京市外资研发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的结构转型。继北京之后，未来将有更多的地区发生这种结构转型。在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更加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战略决策背景下，这种结构转型无论对于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有重要的决策考量意义。

第一，北京市应妥善利用外资发展规律。当前北京市对外开放已经重点转向服务业，须顺应这种发展趋势，保持和强化对外资研发的吸引力。结合“两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工作，争取先行缩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高技术服务行业的“负面清单”。例如，附条件允许外商在京投资“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等。此外，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过程中，须把握政策尺度，特别是要考虑各产业、各行业之间的配套关联，尽量避免和消解对高技术制造业的负面冲击。

第二，重点地区应及时完善外资研发统计制度。目前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地都在致力于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竞相通过完善政策体系吸引国际科技创新资源的流入，事实上形成了一场“政策竞赛”。而更加全面客观的统计制度，有助于这场“政策竞赛”的良性发展。由于外资研发是重要的国际科技创新资源之一，这些地区有必要加强对外资研发的统计和跟踪，特别是将服务业外资研发纳入外资研发常规统计中，并建立横向可比的外资研发统计制度。

第三，我国应为外资研发构建更适当的政策环境。随着我国整体产业结构和外资结构的转变，我国外资研发主体也将逐步从制造业领域转向服务业领域。事实上，我国高技术服务业利用外资（流量）已经在2016年超过了高技术制造业。我国应提前为这种转型做好政策准备，以便进一步改善外资在华研发环境，更好地促进外资融入国内研发体系。例如，服务业研发活动与制造业研发活动的区别在于，其目标往往是功能创新和流程创新，而非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其产出往往是商业秘密而非专利（Sebastian Jonsson，2015）。因此，服务业外资研发更加依赖技术人才、数据信息等无形资产，对边境后的规制措施更加敏感，将对我国竞争政策、商业秘密与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等营商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