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愧家国心似水 胸襟坦荡扫阴霾 ——黄河先生访谈|朝花夕拾

2018-11-21 18:44:30


黄河研究员

1951年我从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现在的植物研究所前身)。我在真菌研究组工作,由搞锈菌的老先生王云章领导。

1953年我们要合并到戴老领导的新建立的真菌植病研究室去,地址在罗道庄(地名尚存)老的北大农学院里。我自告奋勇,和杨作民、刘闲秋一起承担了这个新单位实验室的筹建工作。我们负责设计,画图,请徐连旺联系施工,盖了两排平房。房子盖好了,便把戴芳澜请去。为了加强植病科研力量,戴老还把农大有关植病方面的教授都请来兼职。不过这个研究室行政上还是归属于植物所。由许少英当书记,关维贤做会计,还有姚瑞珍当通讯员。任务完成得很辛苦,但领导对我们肯定得少,还提出了不少批评。例如我们设计了两间淋浴间,被认为是不够艰苦朴素,设计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要返工等等,不过我并不后悔,这是我们考虑欠周请示汇报不够。

王云章先生对我们很宽松,我不愿意做分类,他就让我自己找课题,我由周家炽先生指导做枣疯病研究。我在做这项工作时,在染病枣叶细胞里发现了包含体,王先生介绍我去向王伏雄先生学染色,想确定是什么结构,不过没有成功。后来我自己发现老的健叶中也有类似包含物的结构,便没有做下去。

1952年,因为反细菌战的需要,完全凭自己一腔热情,我主动报名,被调去参加了“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的工作,和许多人医、兽医、植病和昆虫方面的专家一起。当时在植病方面的专家是戴芳澜、沈其益、裘维蕃、邓叔群、周家炽等教授,还有我和李季伦两位助手。我主要的工作是用实验鉴别了美军飞机在朝鲜北部及中国东北投掷带菌植物病原体,这些标本是由部队采集后送到北京来的。我在从开城大德山采集到的槲斗科树的树叶上分离出了植物炭疽病菌,进行了这些病菌对棉苗、棉铃和苹果及梨的接种实验,对这种病菌由专家进行了鉴定。这些都记录在1952年未公开发行的一本称为黑皮书中,这本书的题目是《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及附件》,还在反细菌战的展览会上展出由画册公开发表。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我能够响应号召用实际行动参加抗美援朝,现在也觉得光荣,通过这些科学实践,也增强了我的专业能力。1953年结束这件工作时还参加了庆功会。这项工作后来似乎被遗忘了,心里难免有点委屈。可是偶然的机会教育了我,在大寨养猪场遇到过一位饲养员,他是抗美援朝上过战场的老兵,回来后就默默地当饲养员。曾经感到委屈的我,顿时觉得他那瘦小的身躯十分高大,而我的思想是多么低级趣味。

从1952年起,林传光先生让我跟他做马铃薯晚疫病的工作。1950年在我国大流行损失产量的30%~50%。在我之前派过两位学生到河北张家口地区去驻点调查,作为暑期实习,试图在当地找出病原菌最初从哪里开始散布开来,以便采取防治措施。因为从晚疫病菌孢子比较大,又是相对薄壁的特点,病原不大可能是从很远的地方飞翔传播过来引起大爆发的。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最初的发病点,等到发现时,已经蔓延开来了,无功而返。1953年6、7月林先生派我去靠近张家口的沙岭子和深井调查,两个地方来回跑。开始因为前一次两位同学没有成功,我感到很大压力,因为如果不能找到最初的病原,及时报告,大流行开始就来不及采取措施了。我用了一些器具,其实也并不先进,主要靠显微镜,再就是用干湿球温度计作为气候的指标。当地试验站也给我派了两个助手(阎振怀、王春),我教他们识别病症和诱导出典型症状。结果在深井发现了初期发病的植株,后来在沙岭子也找到了。于是选定一些观察点,证实了从开始到全面蔓延有两个星期。我们这次便赢得了时间,向当地群众预报,得以及时采取措施防治,完成了前两位同学没有完成的任务。

我们采取的防治措施,是用药剂波尔多液,当时用过较稀的硫酸铜,还用过现在禁止用的有机汞,因为那时我们都还不理解公害问题。

有了防治手段以后,就要解决病源菌的问题,晚疫病菌不能耐受太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必须在寄主体内生存。有人已经证明,病菌是在病薯中传给第二年的,头年保存的病薯种到地里,果然会带来病原。但是薯块种在地里会烂掉,冬天也会冻死。我做过两年将染病植株埋在地里的越冬试验,都为未能得到有侵染能力的病源。所以病原如何传续是个没有解决的难题。原来以为它是需要活体才能培养的病原菌,事实上后来发现是因为这种病菌竞争不过土壤中的其他微生物。病薯中的病菌长出来了以后,因为环境不合适,比如干旱,它也不能存活。直到1956年,我们才比较清楚了病菌的越冬成为传染源的。它们主要以菌丝体在薯块中越冬。播种带菌薯块,导致不发芽或发芽后出土即死去,有的出土后成为中心病株,病部产生孢子囊借气流传播进行再侵染,形成发病中心,致该病由点到面,迅速蔓延扩大。病叶上的孢子囊还可随雨水或灌溉水渗入土中侵染薯块,形成病薯,成为翌年主要侵染源。

1958年大跃进,开始把防治放到首位。山西省比较重视马铃薯晚疫病防治,因为雁北地区是土豆的主要产地,我们就到那里去搞大面积防治。1959年《人民日报》还为防治植病发表过社论:“猛攻巧打病虫害”。在社论里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晚疫病。我们向农民宣讲普及防治知识,还要带领大家去地里查病叶。那里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由于长期在田间奔波,落下了腰病,成了现在的病根之一。

当时的防治工作主要是应急。当地马铃薯价格很低,如果防治费用多了,农民是不干的。所以采用抗病品种是自然而然的想法。马铃薯的抗病性有两大类,即显性基因抗病性和多基因抗病性两大类。前者表现为过敏反应即当不亲和病菌小种侵染时,出现过敏反应,几乎不显症状。这种抗性曾经吸引了大量的育种工作者也育出不少抗病品种。建国初期由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引进了许多这类抗病品种。可是好景不长,这些品种很快被病原菌新产生的生理小种侵染而完全丧失抗病性。这一情况早被林传光先生所料中。所以他很早就着眼于后一种抗病性,也叫田间抗病性。这类抗病性不是由哪一个显性基因所决定,是表现在病菌侵染后扩张较慢,孢子形成较少。延缓了病害的发展,并非绝对抗病。他着眼于当地的品种“里外黄”,让我们做了多年的系统观察。这项研究得到了协作单位河北坝上农科所的重视,后来选育出了国家级抗病品种“虎头”等。

晚疫病菌的生理小种是根据马铃薯的显性抗病性来区分的。以前国内也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但自选的鉴别寄主和国外不接轨,对不上号。1953年多个国家的科学家通过合作,取消了原来各自的小种名。按基因来区分生理小种,统一名称,并建立了国际命名系统,大大促进了对世界各地小种的了解。1962年开始我在国内首次对我国晚疫病病菌生理小种的变化进行研究,我采用规范了的鉴别寄主,了解了小种类型的消长。那时我国还没有采用国际命名系统,林传光在国外开会时把国外的分类体系引了进来,又得到德国Schick教授赠送的整套含R1,R2, R3, R4和复合基因的野生马铃薯鉴别寄主(Solanum demissum)。利用这些寄主,我们做了6年工作,了解了晚疫病菌生理小种在中国北方的分布和变化,得到了一些符合标准菌株。后来还送了4份给美国ATCC。程汉清同志做了细致的寄主保纯工作,如套袋防止杂交,保证了寄主基因的可靠纯度。

我发现了晚疫病菌同宗配合。晚疫病菌是疫霉,属于卵菌类,一向认为晚疫病菌的繁殖是异宗配合的。我在1964年分离的84株菌中,发现有一株从甘肃岷县隆安马铃薯上分离到的晚疫病菌,它不经交配即能在纯培养上长出具有典型的围生雄器和藏卵器的卵孢子。经单孢子囊或单游动孢子分离都证明这一特性能保持下来,说明该菌是同宗配合交配型。致病性试验也证明是标准的晚疫病菌。由此可见,马铃薯晚疫病菌除异宗配合外还存在同宗配合形成卵孢子的这一条途径,这种卵孢子是耐低温的,是病菌越冬的另一种途径。1980年国外才发表这个发现,比我们晚多了。本来我们准备在1981年附在另一篇报告中一起发表,结果被审稿人删掉了。后来我觉得这是对马铃薯疫霉生物学性状的一个新的重要描述,还是应该发表,直到2002年才发表在《植物病理学报》上。

我们在工作中,对晚疫病菌的营养要求突破了原有的传统观念。马铃薯晚疫病病原菌疫霉的生长需要比较严格的条件,因此在分离时,在常规的马铃薯葡萄糖培养基上很难生长,多采用利玛豆粉或燕麦粉这类天然培养基培养。也因为它的生长需要许多因素,如维生素B1。在人工合成的合成溶液中,更是很难获得旺盛生长,以至于被称为难养(fastidious)菌。我们在调查文献的基础上,选用了Seidel的F3培养基。1962年按照她的配方制备的培养基也长得不好,有一次我们组内一位工作人员没有注意把钙离子的浓度增加成原定的10倍,结果晚疫病菌长得较好。所以我们在这偶然的情况下,发现了这个问题,把原来打算以后要做的培养基成分分析的课题提前开始研究。我们就按部就班地对Seidel 培养基的成分逐个分析排查,去掉了可有可无的钠盐,又去掉了晚疫病菌不能利用的硝态氮,并对原来的有机酸加以筛选,发现苹果酸等二元酸远优于原来的酒石酸,明确了在苹果酸等二元酸的存在下,铵态氮是很好的氮源,无须添加复杂的有机氮源或生长物质。这些发现对传统的观念无疑是一种颠覆。这叫做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1963年我们把这个发现发表在《植物病理学报》上了。可是当时中文杂志在国外的影响很小,似乎没有人注意。1965年林传光到东德去参加有关的学术会议,在会上把我们的结果加上梁平彦的工作写成报告带去了,题目是Studies on nitrogen, calcium and organic acid requirements withreference to pH relations in the nutrition of some species of Phytophthora。我们提出的培养基,比当时在会上主持会议的Henniger教授提出的培养基简单得多,而且生长出的生物量大,这等于推翻了他们的研究结论。不过那次会议没有出版会议文集,所以在学术界还是很少人了解我们的工作。1965年我们在《微生物学报》上发表了有关这种合成培养液的进一步研究结果。以后我们觉得有机酸在晚疫病菌生理代谢中可能会有重要作用,也受到张树政先生的启发,因为这些有机酸都是三羧酸循环中的成分,所以后来陆续做了一些有关生理代谢方面的研究(1980年发表了第三篇有关论文)。1981年我去加州大学河边分校参加有关疫霉的国际会议时,将此论文带去会场分发,并用墙报报告了我们的工作。然而,在会议上有关报告人Hohl还是不知道我们早在近20年前已经有了比他们简单得多的配方,我在他发言后讨论时,在大会上提出了我们的结果。Hohl表态请大家去看我们的墙报。后来在出版的会议文集中,Hohl的文章中大量引用了我们的结果。会后英国的Strange用我们的配方与Hohl的配方作了比较,证明用我们的培养基培养的德雷疫霉生物量是用Hohl配方培养的3倍。1987年应大英图书馆要求,通过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采编部,把我们在1980年发表在《植物病理学报》上那篇“有机酸和钙对晚疫病菌的作用”一文全文翻译成英文寄给他们了。1987年我们还在《真菌学报》上发表了与此有关的第四篇文章。特别是为了解除国际上某些人的疑虑,证明有机酸等的机制不是简单的缓冲作用,而是进入了碳代谢。用同位素示踪证明晚疫病菌能利用有机二元酸和无机铵合成所需要的氨基酸,完全不要依赖外源供应复杂的有机氮和卵磷脂。我们还用了国外的菌种证实我们的结果,说明这一特性应该是疫霉属真菌乃至卵菌纲真菌的共性。这个课题先后延续了20多年,两度国际会议,始终站在国际学术界的前列。我觉得从这件事上说明跳出习惯思路,就有可能有新发现。因为微生物学界一般在寻找合成培养基替代天然培养基时,通常都是考虑哪些天然成分中是否有某种未知营养起了决定性作用,沿着这条路走常常越走越复杂。我们虽然是从一个偶然“失误”中找到了成功途径,但从中却得到了更多的启示。巴斯德说:“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 是对我们这一工作最好的按语。后来1993年我们研究组以“晚疫病菌及相关菌营养生理与致病性研究”为题目获得了院自然科学进步3等奖。

在植物病理学界已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抗病品种会产生植物保护素。抗病马铃薯受晚疫病菌侵染后会产生一种叫日齐素( rishitin)的萜烯类物质。按一般观点,只有与病菌不亲和的,即不受感染的品种才会产生日齐素。1980年代我指导研究生校迎宪用气相色谱检测了日齐素,结果发现公认的不抗病的品种,也会产生日齐素,说明日齐素不是抗病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这对传统观念是个重大冲击。研究结果用英文以“日齐素在马铃薯抗晚疫病中作用的评价”为题发表在《植物病理学报》上,这篇论文还被北京植病学会评为当年优秀青年论文。遗憾的是研究生毕业后,关于抗晚疫病的抗病物质问题我没有精力深入下去了。

1980年我们和遗传所的我的同班同学周嘉平合作,利用烟草黑胫病菌毒素对花粉再生植株筛选抗烟草黑胫病的突变株,这是一个和遗传所合作的体细胞变异项目,由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我们主要由研究生庞龙负责毒素的提取纯化和性质的研究,还要提供筛选所需要的毒素液,先是粗制品,后是半成品,从感病的小黄金、乔庄黑苗等品种的烟草花药培养再生苗中选出10个抗病突变株,形成了完整的选样体系,肯定了毒素筛选抗病株的效果。我们又首次单独完成了该毒素的性质研究,证明是一种糖蛋白,自1933年以来没有过这方面的报道。所得到的突变株证明是稳定的,在1987年由遗传所开了鉴定会,后来还经过田间试验。在生产上遇到一些问题,尤其是烟草的品质要求很高。本应研究解决,但因周嘉平去世,助手相继出国,研究没有继续。黑胫病菌毒素的性质等工作由庞龙先后用中、英文写成论文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

我从1980年开始在真菌分类学中应用一些生理生化手段及分子生物学方法,这在国内是相当早的工作。例如从不同菌中提取的蛋白质,用圆盘凝胶电泳中条带的差异区分疫霉属种,开始主要是由徐大雅同志做的,后来就由我和一室的同志用这种手段来做毛霉目真菌的鉴定。进一步我们做过同功酶的比较,在共头霉(Syncephalastrum)和根霉中有比较好的效果,但不同种的真菌中其效果并不相同。

我在生理生化室工作时,利用生化室的设备做了些工作。当时真菌分类除靠形态分类基本上不用分子生物学手段,我让研究生周志伟做真菌GC百分比的测定,这也是在国内开展得比较早的。那时这个方法是用在细菌分类上的,在真菌上还不太成熟,不易得到大的核酸片段。我派周志伟去向蔡妙英、东秀珠老师学习。他发现真菌细胞的降解要在缓和条件下才能得到较大核酸片段,并且需要严格控温的分光光度计才能得到可靠的热变性增色结果。掌握了方法,就把所内多达6科16属40个种共60株毛霉来做测定,发现这些毛霉的不同属 GC比是不同的,分为高、中、低三大组。一般属内变化小于10%,种内变化小于2%,而属内各种有一变异范围。那些数据差别太大的就可能分类鉴定有误。所以这种方法大致可以起到排除那些分类有问题的菌的作用。我们经过其它方面的特征进一步的鉴定,证明确实是如此,将那些原来鉴定有误的菌名加以更正了。如对一株Syncephalastrum  monosporum 和一株 Mortierella ramanniana的合理归属提供了佐证。

我们进一步又做了检测RFLP (Restriction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限制性内切酶片段长度多态性)的工作,后来有了PCR的方法,做起来比较方便。此外,我们还做过分子杂交的工作(即Southern Blot)了解不同菌的核酸亲和性。当时我还是做到了不耻下问,学习掌握了一些新技术,得到教我技术的年轻人的称赞。RFLP研究在小克银汉霉的分种上应用得较好,能很好地区分三个种。1999年和毛伟敏、郑儒永用英文在《菌物系统》中发表了文章,题目是“小克银汉霉核糖体DNA PCR扩增产物的限制性片段长度多型性”。

直到1996年以后,刘小勇来了,我们两个人一起做工作,主要做序列测定。要从提取DNA、走电泳、显影到读A、T、G、C 条带,全套掌握。有困难时让他跟陈晓英、张渝英等老师学习。我们先在原菌种保藏楼一楼做实验。因为有时要在冷库中完成实验,而实验要延续8个小时,常常要做到深夜,晚上东大楼前门关门了,我们不得不从后门翻墙回家。后来我觉得年纪大了,毕竟68岁了,不敢再冒险了,也就翻过两、三次吧! 后来在五楼有实验室就方便多了。我们手工测序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当然现在DNA测序很容易了,不可同日而语了。这些都是由刘小勇单独完成的。我们先用小克银汉霉做,后来也在少孢根霉和放射毛霉中做。我们又跟着国际上大家都在采取的途径,用ITS(非转录变异区)进行序列扩增,我们发现用在许多种以下分类中还是有效的,不过不是所有的种上都有用的,所以只能可用则用,不能用就不用。我们对公认的变异性太大没有分类价值的外转录间区的重复小片段序列IGS也尝试进行了分析,竟然找出一些规律,在少孢根霉的三个大变种Rhizopusarrhizus var. arrhizus,  R. arrhizus var.tonkinensis,  R.arrhizus var. delemar 有各自特异的STR单元,可以用于区分变种。在ITS不能分辨变种的情况下,多了一种分子指标。只是这一指标的应用范围不广,不能推广到同属的其他变种上,在R. microspores 就不具有STR单元与变种的对应关系。于是刘小勇就想找另一个引物,跳出大家公认的引物,找一个新引物,结果找到了乳清苷-5′-磷酸脱羧酶编码基因序列(pyrG),这是已有人在接合菌中用过的,我们发现用在少孢根霉中,它和ITS可以相对应,补充了前者的不足。这是一个功能性基因。有明确的代谢和系统发育上的意义,应算作是一个不错的发现。我们这个组能够跳出大家都在用的引物,独自找另一个引物,还是有特色的。分子系统学的工作要和国际接轨,做分类要做序列分析,构建系统树。最终得到系统树节点的可靠性的简约自持强度和贝叶斯后置概率强度等参数。这些也都由计算机运作,由刘小勇掌握。现在我们的工作是被国际学术界上接受和认可的,不过分子系统分类的路还很长,多还停留在只鳞半爪上。由于分子系统学研究给传统的形态分类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在这方面带了个头,为郑儒永研究毛霉目的系统提供了先进的手段,解决了许多的分类疑难问题。后来我渐渐退出组内的工作,结束了十多年义务兵生涯。

这里我要谈谈文化大革命时,1968年我被分配做猪饲料科研的一段特殊经历。当时有一种所谓“发酵饲料”,在唐山地区推广,当地还有部队发明的“中曲”,是军人叶洪海学习广西推广的酵曲粉改进而来的。领导要我们向工农兵学习。我们便到现场去学习。原来叶洪海同志是装甲兵部队的,伙食好,食堂泔水营养很丰富,这样的泔水加上发酵饲料喂猪,其实只要用这些泔水就能喂出肥猪。我们把那些发酵饲料拿来分析,发现发酵饲料中没有游离的还原糖,蛋白质也基本上没有变化,纤维素没有降解,而且发酵饲料里面的杂菌非常多。当时对发酵饲料的标准就是酸、甜、软、熟、香,并没有营养成分的指标,而猪也是有好的不吃坏的,泔水中的营养已经足够,那些秸秆发酵的没有什么营养的那些粗料有的也就囫囵吞枣地吃下去了。因为了解了内情,只要养肥猪就行。我们就不再说话了,因为毛主席说过猪饲料不一定要精饲料,尤其不一定要用很多的精料。要是反对,就会有大风险。运动后期我们组内还写了一本《猪的发酵饲料》,汇总了全国各地发酵饲料的做法,没有作评论。后来气氛宽松了,1975年我们把在全国大多数的所谓发酵饲料全都取样作了调查和分析,证实都是乳酸发酵没有分解纤维素。所得结果发表在微生物通报上,算是我们对发酵饲料的正面表态。但那是1979年的事。

对待科学工作者我们就不能和稀泥了。1970年前后,有位同志因为长期在大寨与工农相结合而受到表扬。他用牛胃中的微生物加上其他菌合在一起发明了一种用于发酵饲料的“大寨新曲种”,为此成为中国科学院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院里各处做报告。接受该同志的要求,由本院外单位调来我所,进入我们的发酵饲料组,成为组长。由于我们也到大寨去参观过发酵饲料,因此我们要求该同志提供化学分析数据,以证明他所说的饲料的营养成分确实有利于猪的生长发育。1970年12月2日,他拿来了一份据说是某大学测定的结果。我们看后,发现多数样品的纤维素并未分解。还是和原来那些未发酵饲料一样。但其中有一组测定结果中,对照的纤维素含量被过分夸大了,竟含有61.57%(两次重复测定平均值)的纤维素。这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数字。因为秸秆、秕壳公认的纤维素含量只由26~48%。(通常的秸秆纤维素含量只有30%左右。秕壳一般是不用作饲料的)将这个代表发酵前饲料中纤维素含量高得不可想象的数据作为对照,减去发酵后饲料中纤维素含量的测定结果(45.63%,多数发酵后都在此水平),其差值达到了15.94%。于是“大寨新曲种”能分解纤维素16%的错误结论就这样出炉了!这位同志有意识地选用了这个并不真实的数据,来说明他发明大寨新曲种的先进性。我当即向他指出这个数据不能用,要再进行分析,同时給他看了我们其它分析结果,并希望他再去找某大学做测定。某天,这位同志又要就在中关村“四不要”大礼堂开大会“讲用”(即当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报告会”的简称),有大喇叭向全院广播。我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诚心诚意当面向他提出劝告,建议他讲用时不要讲他的大寨新曲种,因为那个分析数据不能要,劝他多讲如何和农民打成一片,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要讲他的发酵饲料可以分解纤维素百分之十六。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我是一个被抄过家的“运动员”,他是闻名全院的革命知识分子标兵,从个人得失考虑,是不该去向他提出忠告的。可是我想到不能用假数据损害科学的尊严性,更想到曲种推广出去可能造成很大的问题,才冒着风险提出。不料,他以十分傲慢的态度对待我的忠告,说我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根本不接受我的好意。还是在大会上宣传了他的大寨新曲种能够分解16%的纤维素。事后我还真的担心会受到打击,甚至还想到布鲁诺。他回大寨后又做了几个发酵处理,寄来让我们化验。当然是希望得到他认定的百分之十六的纤维素分解率。但是科学是无情的,来不得半点虚假。所有的处理,纤维素都没有分解。我如实地告诉了他。而他请某大学重复原先报告过分解纤维素16%的结果的要求,也没能得到他想要的结果。

谈完我的工作,现在我要简单说说我的家世,一个人成长过程家庭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我的外祖父是清朝海军将领,江南水师学堂驾驶班第一届毕业,辛亥革命时反正;我母亲自幼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有很好的国学底子。我祖父是前清抜贡,没有做官,有点田产;父亲在法国学工程得到工程师衔,又拿到文学博士学位,所以他的理化基础和文学底子都很厚,我们家是中西合璧的,他们对我们子女的的教育非常重视。我认为父亲在旧社会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尽管在政府里担任过许多职务,但能保持清廉,从不徇私。

我在家行二,从小身体较弱,当然还不傻。17个月时出麻疹,转成肺炎,当时这种病是要命的。接受留日医生建议,父亲两次将鲜血输给我,得以痊愈。后来还得过猩红热,割过扁桃腺,小时候我比较混沌,有点贪玩,家里也比较放任。虚岁5岁不到进南京的幼稚园,后来和哥哥一起到中央大学附属实验小学上学,在学校里学的东西还能接受,布置的作业也能完成,但我爱玩,养蟋蟀,抓蝌蚪。蝌蚪是两栖动物,到长出两条后腿后,它要开始肺呼吸,必须让它上岸,否则就会死,我能动脑筋,在水里设了一个岸,蝌蚪可以爬上去呼吸空气,就养活了。长大以后又养过鸟,种过一些花草。这些对我后来学生物学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小学3年级后抗日战争爆发,南京失守,我们搬到上海,直到1941年我上初中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了上海,全家坐船回到福州,这是我出生后第二次到福州。在福州,同原在重庆工作、辞职还乡的父亲会合后,回到我的祖籍永安。那时永安是福建省的临时省会,我父亲在那里的省政府任驿运管理处副处长兼省政府的顾问,后来又做过福州市市长兼闽侯县县长。那时福州被日本占领,他只身前往就任在福州市外的小箬。我在福建省立永安中学毕业后升入高中,抗战胜利后转入福州私立格致中学,这些都是名校,后者英文教得好,还是外国师姑教。我的功课不太好,留法的父亲不教我们法文,督促我学英文,所以我的英文还可以,甚至后来还在室里开过英文班;父亲还教我学数学,他的数学很好。他不希望我们学文,虽然家里有许多书,他在官场混过,觉得太黑暗,所以不让我们学文。因为学文不易谋生。

我开窍有点晚,属于后学后知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几十万学子要上大学,而且大多数集中在上海,各大学都在上海设考场招生,北大、清华和南开就是联合招生。我就到上海去考大学,报考了几个大学,先是光华大学录取了,后来金陵又录取了,去报到后不久,清华大学和厦门大学放榜,我都榜上有名。我当然要进清华,于是整装北上到北平了。也许是因为我爱好生物,报考生物系占了点便宜。进清华要靠成绩,当年生物系和农学院录取的新生不到十人。

进清华后,开始开窍了。不像在中学时代那样混沌了,知道用一点功,是属于“学而知之”,老师也比较看好我。当时我进的是农学系。正好此时裘维蕃先生从国外回来,他启发我学植病,所以到第三年我就转到植物病理系了。我们那时名义上是清华农学院,但还要念清华生物系的课。  

1949年7月北大、清华、华北大学,还有辅仁大学的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合并后植病系我们班共有7个学生。裘维蕃带我进了植病系的门,真正带我学本领的是林传光,林先生是北大俞大紱先生最看重的,还有清华的周家炽先生,转系时的系主任就是他。林传光是大家都慕名的教授,又和我家有些关系。大三以后,我跟他筛选对植物根际致病菌的拮抗作用试验。那时是蔡润生是林先生的助教,我跟他学细菌学。做根际微生物的拮抗菌筛选时分离到枯草芽孢杆菌;发现它们对根际是重要的细菌。经过了多次探索还掌握了细菌鞭毛的染色技术。

很重要的是,在大三暑期实习时,我有幸让我跟几位大教授到东北去研究苹果腐烂病,这些教授由俞大紱领头、有林传光、园艺系的沈隽,还有蔡润生,昆虫系的黄可训等,真是难得的机会。我们在东北从南到北走了一遍。那时刚解放,我们先到沈阳,在北陵查日本留下的苹果腐烂病的历史资料。然后到熊岳试验场。我跟着俞先生到现场去调查,在一个雨天发现砍伐下来的苹果树干上有病菌的分生孢子器和孢子角,不下雨时看不见,一旦有了雨水就吸水从分生孢子器的小孔中向外挤牙膏一样挤出浅黄色的孢子角,遇水就化随风飘扬。这正是病原,所以只有清理带病菌的树干,才能根绝。这次给我非常深刻的教育。

我在搞晚疫病时,一直在北京市植病学会负责学术工作,文革结束后我先后担任秘书长、副理事长、理事长。我从不发号施令,而是萧规曹随,做好工作。后来被选为北京市科协的1992~1993年度最佳理事长,学会也得到‘优秀学会’ 的表扬。社会工作曾任中国植病学会第三、第四届常务理事,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四届理事。曾任《植物保护学报》编委,《植物病理学报》编委。我还编写过一个电影剧本,《防治马铃薯晚疫病》,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还拍成了电影。我应邀写了我的老师的传记《林传光传略》,得到中国科协颁发的优秀传记写作奖和奖品一块天霸手表。也得到家属和农大校方的肯定。1955年搞晚疫病时我还得过一个中国科学院集体二等奖,得到500块钱,买了一辆凤头自行车。因“马铃薯无病毒种薯生产及良种繁育体系”项目科技成果,获中国科学院1986年科技进步一等奖,作为主要参加者之一发给证书。

我在所里带了3个硕士生,校迎宪、庞龙和周志伟,还兼任沈阳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和白金铠先生一起合作带了两个博士生。我还兼任过张家口地区行政公署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智囊团的顾问。

我的爱好很多,从小爱玩,钓鱼打猎我都会,在干校还打到过一只野鸡。汤佩松先生说过,千万不要有了一点成绩后,就买一支猎枪去打猎,或打高尔夫,那样工作就不会进步了。林传光先生也说过,科研工作者没有八小时工作日,要把全部时间用在思考科研上。我都牢记在心,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所以我并不迷恋那些爱好。

黄河研究员与老伴郑儒永院士在一起

最后还应该谈谈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中,我有两次成为“运动员”的经历,这大概和我的家庭出身有关。1955年肃反时,把我作为运动对象,说我参加过国民党,开始是狂轰滥炸,群众大会,还打过我一次,让我停止工作。可是我的确没有参加国民党,让我一点办法都没有。甚至想死。后来运动结束,最后结论是相信本人的交代完事。第二次是文革,我父亲在福州被迫害致死就不说了,我和郑儒永的小家也遭到所里红卫兵的抄家! 他们抄走我们的私信,侵犯我们的隐私,这还不算,我父亲给我们的《杜诗集注》、《毛诗集注》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汤显祖的《牡丹亭》都拿走了,至今没有下落。现在改革开放了,没有这些事情了。

我在八十岁生日时写过一首自嘲诗:

八十悄度

  八十寿诞静悄来,

  自享佳肴自释怀,

  无愧家国心似水,

  胸襟坦荡扫阴霾。

    我的人生格言是:勇挑重担,敢于探索,不断学习,永无止境。


(作者:微生物所“足迹”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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